武漢肺炎疫情持續，中國各地相繼對生活、交通實施「封閉式管理」，嚴重打擊經濟活動。旅遊業固然首當其衝，然而即使中國旅遊業近年增長驕人，所佔生產總值仍然只約百分之二。相反，在政府積極推動之下，近年中國經濟增長七成來自個人消費，可見疫情對於個人消費的影響才是關鍵。即使現時中國零售高達四分之一已經轉至網上，其中不少網上零售其實仍然有賴所謂線上加線下的綜合體驗，加上網上零售同樣受制於疫情對生產活動所帶來的干擾，因此個人消費恐怕仍然難免受到疫情重大打擊。

疾病、饑荒與戰爭對於經濟活動的干擾，雖然一般會在事件結束後出現相應反彈，但是仍然可以透過人力資源對於長期社會發展帶來影響，例如西北大學的華裔經濟學家錢楠筠教授曾經發現當年中國60年代大饑荒的倖存者，長大後由身高體重到教育水平都受著負面影響（註1）。不過說到各界的主要憂慮，倒是大部分在於疫情發生於中國經濟正面臨巨大挑戰之時。

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

中國在2003年經歷過類似疫情（然而未有大規模的封城），第二季度經濟增長在疫情影響全面浮現的情況下，較第一季度下跌兩個百分點，但是中國經濟當年正受惠於2001年底入世後帶動的出口颷升和生產力增長，因而經濟能夠在下半年迅速反彈，並在往後幾年重回升軌。反觀近年中國經濟增長明顯，在2008年金融海嘯結束改革開放以來的雙位數增長以後，增長大約就是每三至四年下降百分之一，至最近的百分之六增長。

國家在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時，經濟增長逐漸放緩其實應是正常不過，然而歷史上不少國家在達到中等收入之後，增長滑落過速，隨後經濟發展長期停滯不前，國民收入無法晉身更高水平，是為中等收入陷阱。中國2019年的人均生產總值，經物價調整後約為美國的百分之三十，大部學者同意正是處於「中等收入」定義的危險區域。

學術研究對於中國是否已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未有定論，但是中國正在面對引致其他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卻是明顯不過。國家處於較低發展水平時，一般都有大量勞動力被困於農業。說是被困，因為勞動力是在其他產業未能提供充足就業機會的情況下，才被迫留在貧困農村，而這正是貧窮農業國家沒有失業問題、只有饑荒問題的困境。這些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在國家以工業化脫貧時提供不絕的廉價勞工，形成在出口及吸引外資方面的巨大優勢。直至工商業發展最終用盡農村剩餘勞動力，亦即到達經濟學中的路易斯拐點，進一步的勞工需求便會引致工資上漲。這時純粹依靠廉價勞動力競爭的中低端技術產業、加工組裝工序便會失去優勢，難以支持國民收入提升至更高水平。在中國，農民工的枯歇加上80年代一孩政策帶來勞動人口的下降，工資上漲早在十年前已經令到李宏彬教授等提出中國勞工不再便宜（註2）。

科技興邦

勞工不再便宜，解決之道在於提升產業的技術層面，從而提高其中的勞工增值份額，然而中等收入國家提升技術之途並不容易。較低收入國家起步之時距離已發展國家的領先科技甚遠，已發展國家為求能在較低收入國家的投資獲得更大回報，通常對於轉移中低端科技來增加較低收入國家勞工的生產力無大異議。經濟發展至一定水平後，中等收入國家愈來愈接近科技前沿，與已發展國家在科技上直接競爭已是一步之遙，因此再難輕易「借用」別國科技。更有甚者，即如現時美國對中國實行科技保護主義，將任何可能損害科技優勢的交易交流禁絕。隨著提升科技水平的成本增加，提升國民收入水平的難度同樣增加。

中國政府近年大力推動創新自主、科技發展，可以稱得上是對症下藥，而實際上中國亦已在科硏方面取得不少卓越成就，中資科技巨企的身影也在財富500中逐漸浮現。中國科技產業發展的一個特色，在於政府的高度參與及強大的保護政策，這種政策的好處當然是能夠在短時間內建立起甚具規模的本土科技產業，但是同樣存在著缺失。政策必以指標先行，指標有限但科技涉及的層面無限，特定指標自然扭曲發展。例如中國政府為求鼓勵硏發專利而提供巨額補助，結果是專利註冊急升甚至超越美國，但是不少硏究卻發現這些專利質素成疑，亦無助推動創新（註3）。另一方面，強烈的本土創科保護主義，往往影響國內知識產權制度的公正性，不單令外資創科企業卻步、窒礙引進科技，更加容易成為外國施加報復的借口。

制度是王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說到底就是為國民收入持續注入增長動力。人均生產總值的增長基礎來自勞動力的增長、資本的增長及生產力增長。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憑著經濟制度改革帶來的更有效分配和競爭，生產力的增長成為推高國民收入的主要動力。中國加入世貿後，融入全球競爭制度帶來另一輪的生產力增長。可惜這種制度紅利在金融海嘯後無以為繼，中國政府只能大力催谷資本投資支撐增長。資本投資對於缺乏基建的發展中國家重要，但是同時受制於遞減的邊際回報，特別是這些只為短期刺激經濟而非有助長期發展的投資項目。在中國，政府主導的投資對於推動經濟增長的效益在近年已經顯著下降，為求能在金融海嘯中刺激投資，中央政府更加無何奈可地對地方政府透過五花百門的投資公司舉債「隻眼開隻眼閉」，埋下地方債務危機的種子。

重新提升生產力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正途。世界銀行與中國國務院發展硏究中心在2019年發表過一份關於中國經濟增長的報告（註4），提及生產力增長在近年滑落的一個主要原因在於開放市場的步伐有所停滯，因此落實提升市場競爭的制度是不可或缺的關鍵。中國政府正在著力加大教育跟科技投資，對於有助提升生產力，但是根據這些成功「逃離」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經驗，要把教育、科硏有效地轉化成競爭優勢，投資以外同樣需要開放包容的社會體制，給予創新意念成長的空間。簡言而之，能使中國再次騰飛的因素至今仍然離不開制度。面對愈加龐大及複雜的經濟體系，中國既應堅守市場經濟制度維持競爭，亦須提供開放包容的社會體制給予人力資源、創新科技空間為經濟注入新動力。

註1: Meng, X., & Qian, N. (2009). The long term consequences of famine on survivors: evidence from a unique natural experiment using China's great famine (No. w1491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註2: Li, H., Li, L., Wu, B., & Xiong, Y. (2012). The end of cheap Chinese labo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6(4), 57-74.

註3: Hu, A. G., Zhang, P., & Zhao, L. (2017). China as number one? Evidence from China's most recent patenting surg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24, 107-119.

註4: World Bank Group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9). Innovative China : New Drivers of Growth.

刊於2020年2月21日信報

香港在2019年經歷了動盪的一年，即使全年未完，經濟衰退已可說是寫在牆上。香港彈丸之地、了無資源，四大支柱產業中的金融、貿易和旅遊，依靠的其實就是資金流、物流和人流，支撐著近半生產總值。產業產值的數據滯後，但以季度本地生產總值中的貨物出口、服務輸出中的旅遊和金融服務的變幅，再用相關產業所佔生產總值比率加以調整，多少可粗略窺見三流如何影響今年香港經濟增長的端倪。

人貨二流受挫

過往香港的經濟增長都約在百分之二至三之間徘徊。以2018年為例，金融業對増長的貢獻約佔十分之四、貿易佔十分之三、旅遊則佔十分之一，其餘來自其他產業。香港上半年社會未見衝突，然而中美貿易戰已在升溫，出口下跌近半成（香港本地製造業近乎絕跡，入口受本地消費及投資左右，故難以反映貿易），貿易物流引擎不單熄火、更是逆轉，拖累實質經濟增長下降一個百分點。整體經濟只靠其他產業的增長支撐，才大約跟上年度打個平手。

貿戰在第三季度加劇，香港對十大巿場的出口幾乎全面下跌，整體出口跌幅進一步加大至百分之七，帶來1.5個百分點的經濟收縮。同時社會衝突全面爆發，遊客人數急跌三成，服務輸出中的旅遊收益也有相應跌幅。人流跌幅驚人，不過旅遊業的本地增值所佔生產總值頗低，不足百分之五，因此額外引發的經濟收縮亦只限於1.4個百分點。人貨二流受挫，最終造成香港經濟在第三季度按年下跌近百分之三。社會衝突在第四季更烈，若以最新11月訪港旅客下跌半成作為基礎，第四季由旅遊業帶動的經濟收縮很有可能還會較第三季再增一個百分點。

資金流向持平

人貨二流受挫，資金流又如何？近日英倫銀行報告談及，投資基金的數據反映自四月政府宣布修例開始至十一月，約近有400億港元流出香港。需要留意的是，英倫銀行報告中的數據其實涵蓋18年1月起的數據，而數據反映早於18年中中美貿戰爭持時，已有約近100億流出，而四月至今流走的400億中，大部分發生在社會衝突發生前的四至六月。無意淡化社會衝突對資金流向的影響，但是假如資金外流主要是衝著修例而來，對於推算往後資金流向會大大不同。事實上，六月以後社會衝突愈趨激烈時，單是內地投資者通過港股通南來的資金已經高達二千億，而包括外匯基金票據在內的香港銀行體系流動性，也穩企於萬億，未見大量資金流出港元資產。在未見大額走資的情況下，香港對外輸出的金融服務數額在首三個季度與去年同期大致持平，至少未有為經濟收縮帶來額外壓力。

由此可見，香港藉著獨立而透明的司法制度、全面流通的資訊和自由流動的資金體制所建立的制度優勢，暫時仍然未受街頭上的社會衝突摧毀，繼續支撐著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金融業的本地增值佔生產總值約近兩成，在中美貿易摩擦難以在短期內完全消除的情況下，維持外資信心是避免香港經濟崩潰的重點。然而假如社會衝突長期持繼，難保政府與示威者之間互動帶來的政策不穩定性最終會蠶食外資對固有制度的信心。

既然制度重要，香港作為少數能夠長期維持聯繫匯率制度的地區，從中對於「制度」有何啟示？香港的聯繫匯率始於1983年，但在97年亞洲金融風暴中受到嚴重挑戰，其後政府汲取教訓改革制度，致使聯繫匯率繼續沿用至今，可見能夠持久的制度關鍵在於敢於改革完善。另外，聯繫匯率在亞洲金融風暴中所受冲撃來自外資的投機，因此部分亞洲國家以限制外資流動治標。然而香港政府以至社會大眾深明香港的價值來自作為國際城市的地位，以限制外來影響來維護聯匯制度的穩定性，無疑是飲鴆止渴。正因如此，以增加銀行結餘在聯匯制度中的兌換保障和加強銀行在必要時能獲得流動性的保障為兩大方向的所謂「任七招」，都是以加強聯匯制度對銀行體系作為制度參與者的包容性、增加銀行體系對於聯匯制度的信心，作為維護聯匯制度穩定性的手段。聯匯制度經過此次重大改革至今，安然度過幾次本地和全球的經濟起伏，可見制度韌性正是穩定制度的關鍵。

刊於2019年12月25日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