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饑荒與戰爭對於經濟活動的干擾,雖然一般會在事件結束後出現相應反彈,但是仍然可以透過人力資源對於長期社會發展帶來影響,例如西北大學的華裔經濟學家錢楠筠教授曾經發現當年中國60年代大饑荒的倖存者,長大後由身高體重到教育水平都受著負面影響(註1)。不過說到各界的主要憂慮,倒是大部分在於疫情發生於中國經濟正面臨巨大挑戰之時。
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
中國在2003年經歷過類似疫情(然而未有大規模的封城),第二季度經濟增長在疫情影響全面浮現的情況下,較第一季度下跌兩個百分點,但是中國經濟當年正受惠於2001年底入世後帶動的出口颷升和生產力增長,因而經濟能夠在下半年迅速反彈,並在往後幾年重回升軌。反觀近年中國經濟增長明顯,在2008年金融海嘯結束改革開放以來的雙位數增長以後,增長大約就是每三至四年下降百分之一,至最近的百分之六增長。
國家在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時,經濟增長逐漸放緩其實應是正常不過,然而歷史上不少國家在達到中等收入之後,增長滑落過速,隨後經濟發展長期停滯不前,國民收入無法晉身更高水平,是為中等收入陷阱。中國2019年的人均生產總值,經物價調整後約為美國的百分之三十,大部學者同意正是處於「中等收入」定義的危險區域。
學術研究對於中國是否已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未有定論,但是中國正在面對引致其他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卻是明顯不過。國家處於較低發展水平時,一般都有大量勞動力被困於農業。說是被困,因為勞動力是在其他產業未能提供充足就業機會的情況下,才被迫留在貧困農村,而這正是貧窮農業國家沒有失業問題、只有饑荒問題的困境。這些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在國家以工業化脫貧時提供不絕的廉價勞工,形成在出口及吸引外資方面的巨大優勢。直至工商業發展最終用盡農村剩餘勞動力,亦即到達經濟學中的路易斯拐點,進一步的勞工需求便會引致工資上漲。這時純粹依靠廉價勞動力競爭的中低端技術產業、加工組裝工序便會失去優勢,難以支持國民收入提升至更高水平。在中國,農民工的枯歇加上80年代一孩政策帶來勞動人口的下降,工資上漲早在十年前已經令到李宏彬教授等提出中國勞工不再便宜(註2)。
科技興邦
勞工不再便宜,解決之道在於提升產業的技術層面,從而提高其中的勞工增值份額,然而中等收入國家提升技術之途並不容易。較低收入國家起步之時距離已發展國家的領先科技甚遠,已發展國家為求能在較低收入國家的投資獲得更大回報,通常對於轉移中低端科技來增加較低收入國家勞工的生產力無大異議。經濟發展至一定水平後,中等收入國家愈來愈接近科技前沿,與已發展國家在科技上直接競爭已是一步之遙,因此再難輕易「借用」別國科技。更有甚者,即如現時美國對中國實行科技保護主義,將任何可能損害科技優勢的交易交流禁絕。隨著提升科技水平的成本增加,提升國民收入水平的難度同樣增加。
中國政府近年大力推動創新自主、科技發展,可以稱得上是對症下藥,而實際上中國亦已在科硏方面取得不少卓越成就,中資科技巨企的身影也在財富500中逐漸浮現。中國科技產業發展的一個特色,在於政府的高度參與及強大的保護政策,這種政策的好處當然是能夠在短時間內建立起甚具規模的本土科技產業,但是同樣存在著缺失。政策必以指標先行,指標有限但科技涉及的層面無限,特定指標自然扭曲發展。例如中國政府為求鼓勵硏發專利而提供巨額補助,結果是專利註冊急升甚至超越美國,但是不少硏究卻發現這些專利質素成疑,亦無助推動創新(註3)。另一方面,強烈的本土創科保護主義,往往影響國內知識產權制度的公正性,不單令外資創科企業卻步、窒礙引進科技,更加容易成為外國施加報復的借口。
制度是王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說到底就是為國民收入持續注入增長動力。人均生產總值的增長基礎來自勞動力的增長、資本的增長及生產力增長。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憑著經濟制度改革帶來的更有效分配和競爭,生產力的增長成為推高國民收入的主要動力。中國加入世貿後,融入全球競爭制度帶來另一輪的生產力增長。可惜這種制度紅利在金融海嘯後無以為繼,中國政府只能大力催谷資本投資支撐增長。資本投資對於缺乏基建的發展中國家重要,但是同時受制於遞減的邊際回報,特別是這些只為短期刺激經濟而非有助長期發展的投資項目。在中國,政府主導的投資對於推動經濟增長的效益在近年已經顯著下降,為求能在金融海嘯中刺激投資,中央政府更加無何奈可地對地方政府透過五花百門的投資公司舉債「隻眼開隻眼閉」,埋下地方債務危機的種子。
重新提升生產力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正途。世界銀行與中國國務院發展硏究中心在2019年發表過一份關於中國經濟增長的報告(註4),提及生產力增長在近年滑落的一個主要原因在於開放市場的步伐有所停滯,因此落實提升市場競爭的制度是不可或缺的關鍵。中國政府正在著力加大教育跟科技投資,對於有助提升生產力,但是根據這些成功「逃離」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經驗,要把教育、科硏有效地轉化成競爭優勢,投資以外同樣需要開放包容的社會體制,給予創新意念成長的空間。簡言而之,能使中國再次騰飛的因素至今仍然離不開制度。面對愈加龐大及複雜的經濟體系,中國既應堅守市場經濟制度維持競爭,亦須提供開放包容的社會體制給予人力資源、創新科技空間為經濟注入新動力。
註1: Meng, X., & Qian, N. (2009). The long term consequences of famine on survivors: evidence from a unique natural experiment using China's great famine (No. w1491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註2: Li, H., Li, L., Wu, B., & Xiong, Y. (2012). The end of cheap Chinese labo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6(4), 57-74.
註3: Hu, A. G., Zhang, P., & Zhao, L. (2017). China as number one? Evidence from China's most recent patenting surg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24, 107-119.
註4: World Bank Group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9). Innovative China : New Drivers of Growth.
刊於2020年2月21日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