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面對中等收入陷阱的種種挑戰，創科成為進一步推動經濟發展的關鍵。國際顧問公司麥肯錫(McKinsey & Company)在2019年曾經發表過一份報告【註1】，其中一個章節正正檢視過中國科技產業的發展。近年中國本土生產商在高速鐵路、太陽能、風力發電、電動汽車等等多個科技產業冒起，而且受惠於國家的保護政策，往往能夠佔有七成以上的國內市場。然而除了如太陽能等少數科技外，中國生產商打進國際市場的成果仍然非常有限。

「力爭上游」的艱難

從大範圍的科技領域來看，中國在針對消費者和提升效益方面的創新科技的確有着長足的發展，可是在基礎科研仍然相對滯後。這個情況一方面反映中國生產商在半導體等較高端科技產業中仍然只有非常有限度參與，另一方面也反映在多個由本土生產商主導的科技產業中（至少國內市場如此）產業鏈上游的零部件仍然大多依賴國外供應。以智能電話為例，雖然中國生產商擁有國內八成半及全球四分一市場，但是超過一半的零部件其實來自國外。

正因如此，近年中國政府在科技產業「力爭上游」，爭取進軍產業鏈上游較大增值的環節。在這方面，中國龐大的本地市場及投資規模可以產生巨大經濟效益，有利於創科發展。

可是各地經驗顯示，要主導某個科技產業或者環節，往往需要接近20年才能成事，而且愈是往產業鏈上游走，科技門檻便愈高，涉及的部件愈多，需要的工序也愈加繁複，往往只有透過與其他國家合作和分工才能參與其中。以半導體晶片為例，動輒需要過千工序，幾乎無一國家能夠「由頭到尾」包攬所有環節。以現時緊張的國際政治環境，中國在這方面明顯舉步維艱。

創科難以求諸外，仍能求諸己。透過開放國內市場促進競爭，雖然短時間內將會使到國內生產商受壓，但是同時能夠迫使生產商走出保護網提升效率。更加公平開放的競爭環境將會容許資源得到更加有效的分配，對於透過科研更有效提升生產力也大有好處。

政策錯配資源 拖低科研效益

研發活動與科技發展息息相關，因此近年中國政府也積極以補助或是稅務優惠等政策鼓勵研發活動。根據2007年的數據，大約近15%的中國企業有進行研發活動，較更早起步的台灣還高。可是同一時間，不少研究也發現中國研發開支的效益較其他國家為低。其中一份研究估算，中國的專利對於研發開支彈性大約是研發開支每增加1%，專利數目增加0.3%，遠低於歐美企業的0.6%至1%。另外，即使中國進行研發活動企業的比率較台灣為高，但是研發成功的機會率卻不到台灣企業的一半。

根據中大宋錚教授跟幾位學者的研究【註2】，這跟國內巿場競爭環境存在的各種扭曲和政府推行研發優惠政策的偏差有關。宋錚教授等理論模型的重點在於，研發並非企業提升生產力的唯一途徑，特別對於處於生產技術階梯相對低層的企業。由於三人行必有我師，「參考」同業的機會比比皆是，模仿較花費巨額開支投入風險甚高的研發項目可能更具經濟效益。因此，在他們的理論模型中，「全民參與」研發反而大幅拉低生產力增長。

「全民研發」非最優選項

香港在七八十年代的發展經驗或多或少印證這個說法。當年香港政府以積極不干預政策聞名，因此工業化是靠企業家根據市場需求而發展，生產技術也是按需要而靈活變通地「參考」同業居多。相反，新加坡的工業化以政府主導並大力投資，爭取在當時的工業技術中走到最前。然而，最終香港能夠以更少的投資、更便宜的方法，與新加坡同時躋身亞洲四小龍之列。

研究更加發現，生產力大幅提升是當時經濟增長背後的主要動力，這方面靠的就是甚具經濟效益的「後發者優勢」，亦即以模仿提升生產技術的策略。

「全民參與」研發不是最優選項，假如政府推動研發活動的各種政策偏向投放於低生產力而不是高生產力的企業，即使能夠增加參與研發活動的企業數目，也未必能夠提升生產力增長。根據中國的實際數據和理論模型的推算，研究發現這種錯誤投放資源的政策傾向的確存在，加上國內巿場現存扭曲（例如企業獲取資金上待遇的差異和政府其他政策上的支持力度），同樣有利低生產力企業，變相更加鼓勵低生產力企業參與研發，這正可解釋中國研發開支成效較低的現象。研究推算，要是現存扭曲減半，中國生產力增長將可由現時約4％提升超過1個百分點。

巿場競爭環境各種扭曲引致資源錯配，對中國經濟帶來的影響其實遠超科研，早有研究推算中國只要將資源錯配水平壓縮至美國水平，製造業的生產力將可以大幅提升三至五成【註3】。可是令人擔憂的是，這種資源錯配的情況本來在全球金融海嘯前逐步收窄，有研究卻發現在中國政府推出4萬億元財政措施刺激經濟後，情況又再惡化【註4】。研究認為中央政府在要求地方政府以大型基建刺激經濟時，變相放寬了地方政府舉債的限制（主要透過地方政府持有的公司以地方政府的土地基建資產或未來收入抵押集資），致使地方政府能夠因利乘便把更多資金按其偏好投放到個別企業，是主要原因。

雖然中國改革開放已歷40多年，但是仍待完善制度。在國際環境持續惡化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有很大空間透過進一步開放市場予外資民企，並改進各種制度減低市場扭曲，推動經濟發展。

註1：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9). China and the World: Inside a changing economic relationship.

註2： Knig, M., Song, Z. M., Storesletten, K., & Zilibotti, F. (2020). From imitation to innovation: Where is all that Chinese R&D going? (No. 27404).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註3： Hsieh, C. T., & Klenow, P. J. (2009).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4), 1403-1448.

註4： Bai, C. E., Hsieh, C. T., & Song, Z. M. (2016). The long shadow of a fiscal expansion (No. w2280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刊於2020年7月24日信報

武漢肺炎疫情持續，中國各地相繼對生活、交通實施「封閉式管理」，嚴重打擊經濟活動。旅遊業固然首當其衝，然而即使中國旅遊業近年增長驕人，所佔生產總值仍然只約百分之二。相反，在政府積極推動之下，近年中國經濟增長七成來自個人消費，可見疫情對於個人消費的影響才是關鍵。即使現時中國零售高達四分之一已經轉至網上，其中不少網上零售其實仍然有賴所謂線上加線下的綜合體驗，加上網上零售同樣受制於疫情對生產活動所帶來的干擾，因此個人消費恐怕仍然難免受到疫情重大打擊。

疾病、饑荒與戰爭對於經濟活動的干擾，雖然一般會在事件結束後出現相應反彈，但是仍然可以透過人力資源對於長期社會發展帶來影響，例如西北大學的華裔經濟學家錢楠筠教授曾經發現當年中國60年代大饑荒的倖存者，長大後由身高體重到教育水平都受著負面影響（註1）。不過說到各界的主要憂慮，倒是大部分在於疫情發生於中國經濟正面臨巨大挑戰之時。

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

中國在2003年經歷過類似疫情（然而未有大規模的封城），第二季度經濟增長在疫情影響全面浮現的情況下，較第一季度下跌兩個百分點，但是中國經濟當年正受惠於2001年底入世後帶動的出口颷升和生產力增長，因而經濟能夠在下半年迅速反彈，並在往後幾年重回升軌。反觀近年中國經濟增長明顯，在2008年金融海嘯結束改革開放以來的雙位數增長以後，增長大約就是每三至四年下降百分之一，至最近的百分之六增長。

國家在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時，經濟增長逐漸放緩其實應是正常不過，然而歷史上不少國家在達到中等收入之後，增長滑落過速，隨後經濟發展長期停滯不前，國民收入無法晉身更高水平，是為中等收入陷阱。中國2019年的人均生產總值，經物價調整後約為美國的百分之三十，大部學者同意正是處於「中等收入」定義的危險區域。

學術研究對於中國是否已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未有定論，但是中國正在面對引致其他國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卻是明顯不過。國家處於較低發展水平時，一般都有大量勞動力被困於農業。說是被困，因為勞動力是在其他產業未能提供充足就業機會的情況下，才被迫留在貧困農村，而這正是貧窮農業國家沒有失業問題、只有饑荒問題的困境。這些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在國家以工業化脫貧時提供不絕的廉價勞工，形成在出口及吸引外資方面的巨大優勢。直至工商業發展最終用盡農村剩餘勞動力，亦即到達經濟學中的路易斯拐點，進一步的勞工需求便會引致工資上漲。這時純粹依靠廉價勞動力競爭的中低端技術產業、加工組裝工序便會失去優勢，難以支持國民收入提升至更高水平。在中國，農民工的枯歇加上80年代一孩政策帶來勞動人口的下降，工資上漲早在十年前已經令到李宏彬教授等提出中國勞工不再便宜（註2）。

科技興邦

勞工不再便宜，解決之道在於提升產業的技術層面，從而提高其中的勞工增值份額，然而中等收入國家提升技術之途並不容易。較低收入國家起步之時距離已發展國家的領先科技甚遠，已發展國家為求能在較低收入國家的投資獲得更大回報，通常對於轉移中低端科技來增加較低收入國家勞工的生產力無大異議。經濟發展至一定水平後，中等收入國家愈來愈接近科技前沿，與已發展國家在科技上直接競爭已是一步之遙，因此再難輕易「借用」別國科技。更有甚者，即如現時美國對中國實行科技保護主義，將任何可能損害科技優勢的交易交流禁絕。隨著提升科技水平的成本增加，提升國民收入水平的難度同樣增加。

中國政府近年大力推動創新自主、科技發展，可以稱得上是對症下藥，而實際上中國亦已在科硏方面取得不少卓越成就，中資科技巨企的身影也在財富500中逐漸浮現。中國科技產業發展的一個特色，在於政府的高度參與及強大的保護政策，這種政策的好處當然是能夠在短時間內建立起甚具規模的本土科技產業，但是同樣存在著缺失。政策必以指標先行，指標有限但科技涉及的層面無限，特定指標自然扭曲發展。例如中國政府為求鼓勵硏發專利而提供巨額補助，結果是專利註冊急升甚至超越美國，但是不少硏究卻發現這些專利質素成疑，亦無助推動創新（註3）。另一方面，強烈的本土創科保護主義，往往影響國內知識產權制度的公正性，不單令外資創科企業卻步、窒礙引進科技，更加容易成為外國施加報復的借口。

制度是王

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說到底就是為國民收入持續注入增長動力。人均生產總值的增長基礎來自勞動力的增長、資本的增長及生產力增長。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憑著經濟制度改革帶來的更有效分配和競爭，生產力的增長成為推高國民收入的主要動力。中國加入世貿後，融入全球競爭制度帶來另一輪的生產力增長。可惜這種制度紅利在金融海嘯後無以為繼，中國政府只能大力催谷資本投資支撐增長。資本投資對於缺乏基建的發展中國家重要，但是同時受制於遞減的邊際回報，特別是這些只為短期刺激經濟而非有助長期發展的投資項目。在中國，政府主導的投資對於推動經濟增長的效益在近年已經顯著下降，為求能在金融海嘯中刺激投資，中央政府更加無何奈可地對地方政府透過五花百門的投資公司舉債「隻眼開隻眼閉」，埋下地方債務危機的種子。

重新提升生產力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正途。世界銀行與中國國務院發展硏究中心在2019年發表過一份關於中國經濟增長的報告（註4），提及生產力增長在近年滑落的一個主要原因在於開放市場的步伐有所停滯，因此落實提升市場競爭的制度是不可或缺的關鍵。中國政府正在著力加大教育跟科技投資，對於有助提升生產力，但是根據這些成功「逃離」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經驗，要把教育、科硏有效地轉化成競爭優勢，投資以外同樣需要開放包容的社會體制，給予創新意念成長的空間。簡言而之，能使中國再次騰飛的因素至今仍然離不開制度。面對愈加龐大及複雜的經濟體系，中國既應堅守市場經濟制度維持競爭，亦須提供開放包容的社會體制給予人力資源、創新科技空間為經濟注入新動力。

註1: Meng, X., & Qian, N. (2009). The long term consequences of famine on survivors: evidence from a unique natural experiment using China's great famine (No. w14917).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註2: Li, H., Li, L., Wu, B., & Xiong, Y. (2012). The end of cheap Chinese labo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6(4), 57-74.

註3: Hu, A. G., Zhang, P., & Zhao, L. (2017). China as number one? Evidence from China's most recent patenting surg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24, 107-119.

註4: World Bank Group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9). Innovative China : New Drivers of Growth.

刊於2020年2月21日信報

中美貿易戰開始一年有多，然而公司業績一般需要較長時間，才能反映貿易戰所帶來的影響，但早在去年中貿易戰初期，已有不同硏究嘗試從股價的異常變化和信貸模型反映的破欠機率變動，探究市場預期各個產業所受的影響。

中美兩國向對方入口互加關稅，首當其衝的當然是依賴對方市場的企業。港大幾位學者分析個別企業出口到對方市場的銷售份額和相關企業的股價反應（註1），發現兩國企業向對方巿場出口的銷售份額每上升十個百分點，市值便會蒸發大約百分之零點三至八。因此在另一份標準普爾於貿易戰初期發表的信貸風險報告中，兩國極奇依賴對方市場的產業：中國消費品産業和包括飛機在內的美國工業品產業都在頭五名最受影響產業之列。

然而向對方入口加徵關稅，不單打擊對方產業，也會透過產業鏈反噬本身的產業。上述硏究也發現企業的上游產業愈是依賴中國入口，蒸發的市值愈多，反映產業鏈在傳導貿易戰影響的重要性。在標普的報告中，美國的能源產業破欠機率飊升，正是由於能源產業不少正在進行的興建計劃需要使用大量中國入口的鋼鈻所致。最後，根據標普的報告中，在信貸風險升幅中名列前茅的，反而是本身和上游產業都與出入口無關的美國金融業和中國房地產業，顯示貿易戰為經濟帶來的不確定性和下行風險，使對經濟週期敏感的産業也難以獨善其身。

全球化蔓延戰火

全球化下，中美貿易戰的影響亦沿著全球的生產網絡伸延至其他國家。美國的出口本地成份高達八成七，較全球平均值還高，因此被加徵關稅後對其他國家的傳染性也較低。相反，中國出口來自本地的增值部分平均不夠七成。以較為極端的資訊科技產品為例，雖然中國已經悄然成為相關出口的第一大國，但是大部分高端零部主要都是從台灣和南韓等地入口，本地增值部分仍然留在較為低端的部分。過去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當中，就有一大部分隠含了其他地區對美國的順差在內。彭博的一份報告就指出，台灣和南韓的資訊科技產業高達百分之四至六的產出，實際上依賴中國對美國的相關出口。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礦産業，智利的礦産業產出（主要來自銅礦）同樣有高達百分三，會受中國對美國相關出口影響。

除了生產網絡以外，中國出口大約四成其實是由在華外資包辦，中美貿易戰的影響自然也難免會透過在華外資傳遞。其中日本作為中國第五大外資來源地，部分較為依頼北美市場的在華日企，對北美的出口平均佔整體銷售百分之十六。有經濟學家發現（註2），在中美貿易戰在去年展開初期，在華日企分支相對於其他亞洲的日企分支，出口銷售已經下跌百分之三至七。其中同時在亞洲其他國家擁有分支企業的在華日企跌幅較大，反映日資在貿易戰下已經開始嘗試將生產由中國轉移至亞洲其他地方。

貿易戰與亞馬遜森林大火

最近巴西亞馬遜森林大火引起不少關注，大火固然與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鼓勵開墾亞馬遜雨林區域有關，但是中美貿易戰為巴西帶來的意外收穫恐怕也有一定角色。中國對肉類的需求隨著生活水平提升而增加，衍生對用作飼料的大豆的強大需求。過去廿年時間，中國對大豆需求上升四倍，然而本地生產卻不升反跌，於是只能大幅增加大豆入口，而美國正是中國其中一個主要來源地。即使中美貿易戰只在2018年年中正式開打，美國對中國的大豆出口在2018年已經應聲下跌一半，相關供應只能以另外兩大來源地巴西和阿根廷替代。

有科學家推算（註3），假如在最壞的清況下中國完全停止從美國進口大豆，可能會有接近二千至三千萬噸的大豆需求轉移至巴西，從而導至生産大豆的農地需要增加四成，亦即約一千萬公頃。相對於亞馬遜雨林在過去發展高峰期被破壞的三百萬公頃，這個潛在威脅不能忽視。

國家能否透過貿易戰取得經濟利益成疑，加徴入口關稅既會招致報復，亦會反噬自身下游企業。中國出口在全球化下跟全球生産網絡緊緊相連，又有不少份額來自在華外資，這次貿易戰對全球經濟的影響恐怕只會更深更廣。

註1:Huang, Y., Lin, C., Liu, S., & Tang, H. (2018). Trade Linkages and Firm Value: Evidence from the 2018 US-China'Trade War'.

註2:Sun, C., Tao, Z., Yuan, H., & Zhang, H. (2019). The Impact of the US-China Trade War on Japanes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of Economy, Trade and Industry (RIETI).

註3:Fuchs, R., Alexander, P., Brown, C., Cossar, F., Henry, R. C., & Rounsevell, M. (2019). Why the US-China trade war spells disaster for the Amazon. Nature, 567(7749), 451.


刊於2020年9月21日信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