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面對中等收入陷阱的種種挑戰，創科成為進一步推動經濟發展的關鍵。國際顧問公司麥肯錫(McKinsey & Company)在2019年曾經發表過一份報告【註1】，其中一個章節正正檢視過中國科技產業的發展。近年中國本土生產商在高速鐵路、太陽能、風力發電、電動汽車等等多個科技產業冒起，而且受惠於國家的保護政策，往往能夠佔有七成以上的國內市場。然而除了如太陽能等少數科技外，中國生產商打進國際市場的成果仍然非常有限。
「力爭上游」的艱難
從大範圍的科技領域來看，中國在針對消費者和提升效益方面的創新科技的確有着長足的發展，可是在基礎科研仍然相對滯後。這個情況一方面反映中國生產商在半導體等較高端科技產業中仍然只有非常有限度參與，另一方面也反映在多個由本土生產商主導的科技產業中（至少國內市場如此）產業鏈上游的零部件仍然大多依賴國外供應。以智能電話為例，雖然中國生產商擁有國內八成半及全球四分一市場，但是超過一半的零部件其實來自國外。
正因如此，近年中國政府在科技產業「力爭上游」，爭取進軍產業鏈上游較大增值的環節。在這方面，中國龐大的本地市場及投資規模可以產生巨大經濟效益，有利於創科發展。
可是各地經驗顯示，要主導某個科技產業或者環節，往往需要接近20年才能成事，而且愈是往產業鏈上游走，科技門檻便愈高，涉及的部件愈多，需要的工序也愈加繁複，往往只有透過與其他國家合作和分工才能參與其中。以半導體晶片為例，動輒需要過千工序，幾乎無一國家能夠「由頭到尾」包攬所有環節。以現時緊張的國際政治環境，中國在這方面明顯舉步維艱。
創科難以求諸外，仍能求諸己。透過開放國內市場促進競爭，雖然短時間內將會使到國內生產商受壓，但是同時能夠迫使生產商走出保護網提升效率。更加公平開放的競爭環境將會容許資源得到更加有效的分配，對於透過科研更有效提升生產力也大有好處。
政策錯配資源 拖低科研效益
研發活動與科技發展息息相關，因此近年中國政府也積極以補助或是稅務優惠等政策鼓勵研發活動。根據2007年的數據，大約近15%的中國企業有進行研發活動，較更早起步的台灣還高。可是同一時間，不少研究也發現中國研發開支的效益較其他國家為低。其中一份研究估算，中國的專利對於研發開支彈性大約是研發開支每增加1%，專利數目增加0.3%，遠低於歐美企業的0.6%至1%。另外，即使中國進行研發活動企業的比率較台灣為高，但是研發成功的機會率卻不到台灣企業的一半。
根據中大宋錚教授跟幾位學者的研究【註2】，這跟國內巿場競爭環境存在的各種扭曲和政府推行研發優惠政策的偏差有關。宋錚教授等理論模型的重點在於，研發並非企業提升生產力的唯一途徑，特別對於處於生產技術階梯相對低層的企業。由於三人行必有我師，「參考」同業的機會比比皆是，模仿較花費巨額開支投入風險甚高的研發項目可能更具經濟效益。因此，在他們的理論模型中，「全民參與」研發反而大幅拉低生產力增長。
「全民研發」非最優選項
香港在七八十年代的發展經驗或多或少印證這個說法。當年香港政府以積極不干預政策聞名，因此工業化是靠企業家根據市場需求而發展，生產技術也是按需要而靈活變通地「參考」同業居多。相反，新加坡的工業化以政府主導並大力投資，爭取在當時的工業技術中走到最前。然而，最終香港能夠以更少的投資、更便宜的方法，與新加坡同時躋身亞洲四小龍之列。
研究更加發現，生產力大幅提升是當時經濟增長背後的主要動力，這方面靠的就是甚具經濟效益的「後發者優勢」，亦即以模仿提升生產技術的策略。
「全民參與」研發不是最優選項，假如政府推動研發活動的各種政策偏向投放於低生產力而不是高生產力的企業，即使能夠增加參與研發活動的企業數目，也未必能夠提升生產力增長。根據中國的實際數據和理論模型的推算，研究發現這種錯誤投放資源的政策傾向的確存在，加上國內巿場現存扭曲（例如企業獲取資金上待遇的差異和政府其他政策上的支持力度），同樣有利低生產力企業，變相更加鼓勵低生產力企業參與研發，這正可解釋中國研發開支成效較低的現象。研究推算，要是現存扭曲減半，中國生產力增長將可由現時約4％提升超過1個百分點。
巿場競爭環境各種扭曲引致資源錯配，對中國經濟帶來的影響其實遠超科研，早有研究推算中國只要將資源錯配水平壓縮至美國水平，製造業的生產力將可以大幅提升三至五成【註3】。可是令人擔憂的是，這種資源錯配的情況本來在全球金融海嘯前逐步收窄，有研究卻發現在中國政府推出4萬億元財政措施刺激經濟後，情況又再惡化【註4】。研究認為中央政府在要求地方政府以大型基建刺激經濟時，變相放寬了地方政府舉債的限制（主要透過地方政府持有的公司以地方政府的土地基建資產或未來收入抵押集資），致使地方政府能夠因利乘便把更多資金按其偏好投放到個別企業，是主要原因。
雖然中國改革開放已歷40多年，但是仍待完善制度。在國際環境持續惡化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有很大空間透過進一步開放市場予外資民企，並改進各種制度減低市場扭曲，推動經濟發展。
註1：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9). China and the World: Inside a changing economic relationship.
註2： Knig, M., Song, Z. M., Storesletten, K., & Zilibotti, F. (2020). From imitation to innovation: Where is all that Chinese R&D going? (No. 27404).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註3： Hsieh, C. T., & Klenow, P. J. (2009).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4), 1403-1448.
註4： Bai, C. E., Hsieh, C. T., & Song, Z. M. (2016). The long shadow of a fiscal expansion (No. w2280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刊於2020年7月24日信報
「力爭上游」的艱難
從大範圍的科技領域來看，中國在針對消費者和提升效益方面的創新科技的確有着長足的發展，可是在基礎科研仍然相對滯後。這個情況一方面反映中國生產商在半導體等較高端科技產業中仍然只有非常有限度參與，另一方面也反映在多個由本土生產商主導的科技產業中（至少國內市場如此）產業鏈上游的零部件仍然大多依賴國外供應。以智能電話為例，雖然中國生產商擁有國內八成半及全球四分一市場，但是超過一半的零部件其實來自國外。
正因如此，近年中國政府在科技產業「力爭上游」，爭取進軍產業鏈上游較大增值的環節。在這方面，中國龐大的本地市場及投資規模可以產生巨大經濟效益，有利於創科發展。
可是各地經驗顯示，要主導某個科技產業或者環節，往往需要接近20年才能成事，而且愈是往產業鏈上游走，科技門檻便愈高，涉及的部件愈多，需要的工序也愈加繁複，往往只有透過與其他國家合作和分工才能參與其中。以半導體晶片為例，動輒需要過千工序，幾乎無一國家能夠「由頭到尾」包攬所有環節。以現時緊張的國際政治環境，中國在這方面明顯舉步維艱。
創科難以求諸外，仍能求諸己。透過開放國內市場促進競爭，雖然短時間內將會使到國內生產商受壓，但是同時能夠迫使生產商走出保護網提升效率。更加公平開放的競爭環境將會容許資源得到更加有效的分配，對於透過科研更有效提升生產力也大有好處。
政策錯配資源 拖低科研效益
研發活動與科技發展息息相關，因此近年中國政府也積極以補助或是稅務優惠等政策鼓勵研發活動。根據2007年的數據，大約近15%的中國企業有進行研發活動，較更早起步的台灣還高。可是同一時間，不少研究也發現中國研發開支的效益較其他國家為低。其中一份研究估算，中國的專利對於研發開支彈性大約是研發開支每增加1%，專利數目增加0.3%，遠低於歐美企業的0.6%至1%。另外，即使中國進行研發活動企業的比率較台灣為高，但是研發成功的機會率卻不到台灣企業的一半。
根據中大宋錚教授跟幾位學者的研究【註2】，這跟國內巿場競爭環境存在的各種扭曲和政府推行研發優惠政策的偏差有關。宋錚教授等理論模型的重點在於，研發並非企業提升生產力的唯一途徑，特別對於處於生產技術階梯相對低層的企業。由於三人行必有我師，「參考」同業的機會比比皆是，模仿較花費巨額開支投入風險甚高的研發項目可能更具經濟效益。因此，在他們的理論模型中，「全民參與」研發反而大幅拉低生產力增長。
「全民研發」非最優選項
香港在七八十年代的發展經驗或多或少印證這個說法。當年香港政府以積極不干預政策聞名，因此工業化是靠企業家根據市場需求而發展，生產技術也是按需要而靈活變通地「參考」同業居多。相反，新加坡的工業化以政府主導並大力投資，爭取在當時的工業技術中走到最前。然而，最終香港能夠以更少的投資、更便宜的方法，與新加坡同時躋身亞洲四小龍之列。
研究更加發現，生產力大幅提升是當時經濟增長背後的主要動力，這方面靠的就是甚具經濟效益的「後發者優勢」，亦即以模仿提升生產技術的策略。
「全民參與」研發不是最優選項，假如政府推動研發活動的各種政策偏向投放於低生產力而不是高生產力的企業，即使能夠增加參與研發活動的企業數目，也未必能夠提升生產力增長。根據中國的實際數據和理論模型的推算，研究發現這種錯誤投放資源的政策傾向的確存在，加上國內巿場現存扭曲（例如企業獲取資金上待遇的差異和政府其他政策上的支持力度），同樣有利低生產力企業，變相更加鼓勵低生產力企業參與研發，這正可解釋中國研發開支成效較低的現象。研究推算，要是現存扭曲減半，中國生產力增長將可由現時約4％提升超過1個百分點。
巿場競爭環境各種扭曲引致資源錯配，對中國經濟帶來的影響其實遠超科研，早有研究推算中國只要將資源錯配水平壓縮至美國水平，製造業的生產力將可以大幅提升三至五成【註3】。可是令人擔憂的是，這種資源錯配的情況本來在全球金融海嘯前逐步收窄，有研究卻發現在中國政府推出4萬億元財政措施刺激經濟後，情況又再惡化【註4】。研究認為中央政府在要求地方政府以大型基建刺激經濟時，變相放寬了地方政府舉債的限制（主要透過地方政府持有的公司以地方政府的土地基建資產或未來收入抵押集資），致使地方政府能夠因利乘便把更多資金按其偏好投放到個別企業，是主要原因。
雖然中國改革開放已歷40多年，但是仍待完善制度。在國際環境持續惡化的情況下，中國政府有很大空間透過進一步開放市場予外資民企，並改進各種制度減低市場扭曲，推動經濟發展。
註1：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9). China and the World: Inside a changing economic relationship.
註2： Knig, M., Song, Z. M., Storesletten, K., & Zilibotti, F. (2020). From imitation to innovation: Where is all that Chinese R&D going? (No. 27404).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註3： Hsieh, C. T., & Klenow, P. J. (2009). Misallocation and manufacturing TFP in China and India.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4(4), 1403-1448.
註4： Bai, C. E., Hsieh, C. T., & Song, Z. M. (2016). The long shadow of a fiscal expansion (No. w22801).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刊於2020年7月24日信報
RSS Fe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