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四年來再次加息，香港金管局的基本利率隨即上調，然而市場的借貸息率未有跟隨。即使港美息差引致部分資金外流，但是現時仍有不少在港外資並非只為追求利息回報，特別是近年中國金融市場透過互聯互通的安排變相在香港局部對外開放，吸引了不少外資泊港。在銀行資金結餘仍然充裕的情況下，市場的貸款息率自然沒有上調壓力。這個情況說明了雖然美國步入加息周期後，聯繫匯率在港美息差逐步拉闊的情況下，長遠而言最終會引發足夠的套戥和資金外流牽動市場息率，但是香港貨幣和信貸環境的收縮步伐和幅度仍然受到其他因素左右。
其中銀行體系在傳遞央行貨幣政策至信貸市場中擔當重要角色。大部分央行的貨幣政策其實都是以同業拆借市場的息率作為政策目標，透過同業拆息影響銀行資金成本或資產負債結構，繼而左右信貸市場寛緊和整體經濟活動。香港在聯繫匯率下，唯一分別只是美國聯儲局的貨幣政策會透過影響港美息差，帶動資金進出香港，間接決定香港的銀行同業拆息，而非金管局自主決定政策息率。無論如何，同樣的央行加息幅度，在不同的銀行體系中會對信貸環境帶來程度不同程度的打擊。
資本要求與競爭程度
近日與好友台灣國立清華大學的黃德源教授見面，正正提及一篇估算銀行體系不同環節對於傳遞貨幣政策影響的研究(註1)。例如資本比率的法規要求，不單在維持銀行體系穩健性方面有著重要作用，其實同時也放大了貨幣政策對銀行信貸的影響。資本比率要求對於傳遞貨幣政策的影響，源於銀行資產負債年期的不對稱性，亦即所謂借短貸長的特性。由於這種不對稱性在息率上調時會引致資產價值跌幅大於負債，對資本造成壓力，資本比率的法規要求因而使到銀行需要更大規模縮減貸款資產。根據估算，現時銀行同業市場息率對信貸的影響之中，超過四分之一來自資本比率要求。觀乎香港銀行的資本比率長期遠高於法定要求，代表銀行在息率上調時，仍有一定空間避免出於資本壓力而大幅收縮信貸。
至於從同業拆息傳遞至貸款利率的敏感度，銀行的競爭環境則是個重要因素。假如銀行間的競爭非常激烈，銀行只能將央行調控的同業拆息升幅完完全全反映在貸款利率之上，一來面對激烈競爭的銀行並無盈利空間自行吸收上調的資金成本、二來在競爭激烈的信貸市場中只佔極小份額的銀行，只要是跟隨其他同行一起加息，基本上無礙貸款業務。相反，擁有市場力量的銀行在同業拆息上調的情況下，可能會以降低自身原來的息差吸納部分增加的資金成本，避免貸款利率上升降低貸款需求。根據上述研究的估算，央行上調一厘息率帶來的信貸收縮中，銀行在貸款市場的市場力量可以降低貨幣政策效用四分之一。
雖然香港的銀行業相對開放，但是銀行業本身是受監管行業，對於資本投入亦有較高要求，因此難以想像會是一個經濟學所謂的完全競爭行業。美國聖路易斯聯儲銀行有一個根據銀行毛利率量度競爭的勒納指數（Lerner Index）數據庫，不出所料所有地區的銀行都有一定的市場支配力量，而香港銀行業的競爭程度大約與歐美地區相若。這也代表在加息周期中，香港銀行也有誘因不把上升的資金成本完全轉嫁至貸款市場。
複雜的傳遞關係與渠道
除了影響傳遞加息的幅度外，銀行體系的競爭程度也會把息率與信貸環境的關係變得更加複雜。大家熟悉的息率和信貸的關係是反向的，政策息率推升貸款息率從而降低信貸需求。可是當擁有市場力量的銀行面對資本比率要求時，在超低息率的環境下，加息有助銀行增加盈利，改善資本比率，反而可能幫助銀行擴充信貸。這個假說也解釋了為何2008年金融海嘯後，美國在長期的超低息政策下，銀行貸款只錄得不太顯著的增長。
香港的銀行體系還有一個較為獨特的地方，會為香港的信貸環境帶來額外的不確定性因素。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銀行體系中有著大量的海外銀行分支（foreign bank branches)。這些分支在其跨國銀行集團中擔當著融資、擴充業務、財資管理等不同角色，但是整體上都受著海外總部所在地的貨幣政策所影響，就像08年金融海嘯後，在港的海外銀行分支在歐美各地推行量化寬鬆的情況下，角色便從融資中心轉變為借入集團內部的便宜海外資金在港擴充信貸業務。金融管同事也有一系列更為嚴謹的硏究（如註2），證實了在港的海外銀行分支透過集團內部的資金調撥，會間接把外地的貨幤政策傳遞到香港的信貸市場。由此可見，雖然聯繫匯率和港美息差是左右香港信貸環境的主要渠道，但是香港銀行體系內同樣有著其他環節可以將各地加息周期的影響引入香港。
註1: Wang, Y., Whited, T. M., Wu, Y., & Xiao, K. (2020). Bank market power and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Evidence from a structural estimation (No. w2725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註2: Hills, R., Ho, K., Reinhardt, D., Sowerbutts, R., Wong, E., & Wu, G. (2019). The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of monetary policy through financial centres: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and Hong Ko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90, 76-98.
刊於5月19日信報
其中銀行體系在傳遞央行貨幣政策至信貸市場中擔當重要角色。大部分央行的貨幣政策其實都是以同業拆借市場的息率作為政策目標，透過同業拆息影響銀行資金成本或資產負債結構，繼而左右信貸市場寛緊和整體經濟活動。香港在聯繫匯率下，唯一分別只是美國聯儲局的貨幣政策會透過影響港美息差，帶動資金進出香港，間接決定香港的銀行同業拆息，而非金管局自主決定政策息率。無論如何，同樣的央行加息幅度，在不同的銀行體系中會對信貸環境帶來程度不同程度的打擊。
資本要求與競爭程度
近日與好友台灣國立清華大學的黃德源教授見面，正正提及一篇估算銀行體系不同環節對於傳遞貨幣政策影響的研究(註1)。例如資本比率的法規要求，不單在維持銀行體系穩健性方面有著重要作用，其實同時也放大了貨幣政策對銀行信貸的影響。資本比率要求對於傳遞貨幣政策的影響，源於銀行資產負債年期的不對稱性，亦即所謂借短貸長的特性。由於這種不對稱性在息率上調時會引致資產價值跌幅大於負債，對資本造成壓力，資本比率的法規要求因而使到銀行需要更大規模縮減貸款資產。根據估算，現時銀行同業市場息率對信貸的影響之中，超過四分之一來自資本比率要求。觀乎香港銀行的資本比率長期遠高於法定要求，代表銀行在息率上調時，仍有一定空間避免出於資本壓力而大幅收縮信貸。
至於從同業拆息傳遞至貸款利率的敏感度，銀行的競爭環境則是個重要因素。假如銀行間的競爭非常激烈，銀行只能將央行調控的同業拆息升幅完完全全反映在貸款利率之上，一來面對激烈競爭的銀行並無盈利空間自行吸收上調的資金成本、二來在競爭激烈的信貸市場中只佔極小份額的銀行，只要是跟隨其他同行一起加息，基本上無礙貸款業務。相反，擁有市場力量的銀行在同業拆息上調的情況下，可能會以降低自身原來的息差吸納部分增加的資金成本，避免貸款利率上升降低貸款需求。根據上述研究的估算，央行上調一厘息率帶來的信貸收縮中，銀行在貸款市場的市場力量可以降低貨幣政策效用四分之一。
雖然香港的銀行業相對開放，但是銀行業本身是受監管行業，對於資本投入亦有較高要求，因此難以想像會是一個經濟學所謂的完全競爭行業。美國聖路易斯聯儲銀行有一個根據銀行毛利率量度競爭的勒納指數（Lerner Index）數據庫，不出所料所有地區的銀行都有一定的市場支配力量，而香港銀行業的競爭程度大約與歐美地區相若。這也代表在加息周期中，香港銀行也有誘因不把上升的資金成本完全轉嫁至貸款市場。
複雜的傳遞關係與渠道
除了影響傳遞加息的幅度外，銀行體系的競爭程度也會把息率與信貸環境的關係變得更加複雜。大家熟悉的息率和信貸的關係是反向的，政策息率推升貸款息率從而降低信貸需求。可是當擁有市場力量的銀行面對資本比率要求時，在超低息率的環境下，加息有助銀行增加盈利，改善資本比率，反而可能幫助銀行擴充信貸。這個假說也解釋了為何2008年金融海嘯後，美國在長期的超低息政策下，銀行貸款只錄得不太顯著的增長。
香港的銀行體系還有一個較為獨特的地方，會為香港的信貸環境帶來額外的不確定性因素。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銀行體系中有著大量的海外銀行分支（foreign bank branches)。這些分支在其跨國銀行集團中擔當著融資、擴充業務、財資管理等不同角色，但是整體上都受著海外總部所在地的貨幣政策所影響，就像08年金融海嘯後，在港的海外銀行分支在歐美各地推行量化寬鬆的情況下，角色便從融資中心轉變為借入集團內部的便宜海外資金在港擴充信貸業務。金融管同事也有一系列更為嚴謹的硏究（如註2），證實了在港的海外銀行分支透過集團內部的資金調撥，會間接把外地的貨幤政策傳遞到香港的信貸市場。由此可見，雖然聯繫匯率和港美息差是左右香港信貸環境的主要渠道，但是香港銀行體系內同樣有著其他環節可以將各地加息周期的影響引入香港。
註1: Wang, Y., Whited, T. M., Wu, Y., & Xiao, K. (2020). Bank market power and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Evidence from a structural estimation (No. w27258).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註2: Hills, R., Ho, K., Reinhardt, D., Sowerbutts, R., Wong, E., & Wu, G. (2019). The international transmission of monetary policy through financial centres: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and Hong Ko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90, 76-98.
刊於5月19日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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