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問一個問題,假如施政報告宣佈向每名香港居民每月派發三百大元，大家會有何反應?身邊的朋友似乎大多嗤之以鼻，特別是那些過去幾年都獲得近萬元退稅的人。同一班朋友，對於每月上限為三百元的交通津貼計劃卻甚為受落，坊間的反映似乎也大致如是。問這個問題不是要評論交通津貼計劃，只是跟同學說起剛出爐的諾貝爾經濟學得獎者泰勒（Richard Thaler）,說起甚麼是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只好信手拈來這個例子讓同學知道行為經濟學離我們不是很遠。
行為經濟學看政策
同是三百大元，作為交通津貼會較直接派發更受歡迎，部分是由於大眾衡量三百元補助的價值時會傾向與相關支出比較。以一千六百元交通支出攞盡三百元津貼計算，即是有關津貼可以補貼接近百分之二十的交通支出；直接派發三百元，大家便會傾向將這個金額與日常總收入或支出比較，如此一來補貼的百分比自然大打折扣。這個情況就像你或許會花上半小時排隊換取超級市場購物滿一百元可以使用的五折優惠券，但不大可能願意花上同樣時間在買千萬豪宅時去換取五十元的折扣。以比例而非實際金額衡量事物價值，正是一種偏離理性計算的行為。
直接每月派發三百大元另一個不易討好市民的原因，是因為大眾容易將一年三千多元的金額跟政府上次派發六千元的計劃比較，令這次派發相形見拙。相反，交通津貼對大部分市民來說是從無到有，因而較易得到支持。這種以過去相似類別補助比較而不是以實際補助金額衡量政策價值的傾向，也與行為經濟學中的參考點（reference point)理論有關。只要大家身邊有投資股票的人，應該都有親身體驗這個理論的機會，因為投資者出售股票的決定往往不只是看公司前景，同時也受買入股票時的價格所影響。
行為偏差影響政策效果
瞭解行為經濟學當然不止於在制定公共政策時更易投市民所好，大眾各種行為偏好對於政策成效也起著關鍵作用。早前我跟維珍利亞理工的曾國平教授關於強積金「半自由行」改善基金表現作用的硏究，其中一個疑問就是香港的打工仔會否利用「半自由行」給予的機會，把供款轉投到表現更為優秀的基金，從而引入競爭改善強積金整體基金的表現。有此一問不是無的放矢，因為不少相關的硏究都發現，退休計劃的供款有很大慣性，即使更好的選擇唾手可得，供款人也不易改變基金分配的安排。泰勒的其中一項硏究所甚至發現（註1），不少供款人往往只是把供款平均分配到退休計劃中的所有基金，跟按風險、回報選擇基金的理性行為相距甚遠。
投資行為是行為經濟學中的一大範疇，某程度是因為金融市場上的行為偏差可以顯而易見。我在早前的深滬港通一文中也提及過泰勒的另一篇硏究（註2），講述3Com分拆旗下生產掌上記事簿的Palm時，在1股3Com可以換取1.5股Palm和Palm股價高企95.06美元的情況下，投資者卻只願意用81.81美元買1股3Com。正因如此，即使中國內地與香港股市互通，也難以對AH股價收窄抱有太大期望。
雖然以上各個例子反映我們在某些行為上明顯偏離完全理性的規範，但過去的硏究也在不少範疇觀察得到符合理性假設的行為。大概人類行為都是在理性與瘋狂之間，而在某些市場理性行為更容易成為主導，在另一些機制下行為偏差則較難「糾正」。經濟學是一門重視實證的學科，哪些地方以理性行為主導、哪些地方的行為出現偏差需要的是實證硏究的支持，而非在假設上的口水戰。正因如此，像因應供款慣性這個行為偏差而推出強積金預設基金的設定，又或避免市民會理性地用盡交通津貼引致增加交通系統負荷而加入「墊底費」和按比例補助的安排，背後都有經濟學的影子。
註1：Benartzi, S., & Thaler, R. H. (2001). Naive diversification strategies in defined contribution saving pla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1),79-98.
註2：Lamont, O. A., & Thaler, R. H. (2003). Can the market add and subtract? Mispricing in tech stock carve-ou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1(2), 227-268.
刊於2017年10月16日信報
行為經濟學看政策
同是三百大元，作為交通津貼會較直接派發更受歡迎，部分是由於大眾衡量三百元補助的價值時會傾向與相關支出比較。以一千六百元交通支出攞盡三百元津貼計算，即是有關津貼可以補貼接近百分之二十的交通支出；直接派發三百元，大家便會傾向將這個金額與日常總收入或支出比較，如此一來補貼的百分比自然大打折扣。這個情況就像你或許會花上半小時排隊換取超級市場購物滿一百元可以使用的五折優惠券，但不大可能願意花上同樣時間在買千萬豪宅時去換取五十元的折扣。以比例而非實際金額衡量事物價值，正是一種偏離理性計算的行為。
直接每月派發三百大元另一個不易討好市民的原因，是因為大眾容易將一年三千多元的金額跟政府上次派發六千元的計劃比較，令這次派發相形見拙。相反，交通津貼對大部分市民來說是從無到有，因而較易得到支持。這種以過去相似類別補助比較而不是以實際補助金額衡量政策價值的傾向，也與行為經濟學中的參考點（reference point)理論有關。只要大家身邊有投資股票的人，應該都有親身體驗這個理論的機會，因為投資者出售股票的決定往往不只是看公司前景，同時也受買入股票時的價格所影響。
行為偏差影響政策效果
瞭解行為經濟學當然不止於在制定公共政策時更易投市民所好，大眾各種行為偏好對於政策成效也起著關鍵作用。早前我跟維珍利亞理工的曾國平教授關於強積金「半自由行」改善基金表現作用的硏究，其中一個疑問就是香港的打工仔會否利用「半自由行」給予的機會，把供款轉投到表現更為優秀的基金，從而引入競爭改善強積金整體基金的表現。有此一問不是無的放矢，因為不少相關的硏究都發現，退休計劃的供款有很大慣性，即使更好的選擇唾手可得，供款人也不易改變基金分配的安排。泰勒的其中一項硏究所甚至發現（註1），不少供款人往往只是把供款平均分配到退休計劃中的所有基金，跟按風險、回報選擇基金的理性行為相距甚遠。
投資行為是行為經濟學中的一大範疇，某程度是因為金融市場上的行為偏差可以顯而易見。我在早前的深滬港通一文中也提及過泰勒的另一篇硏究（註2），講述3Com分拆旗下生產掌上記事簿的Palm時，在1股3Com可以換取1.5股Palm和Palm股價高企95.06美元的情況下，投資者卻只願意用81.81美元買1股3Com。正因如此，即使中國內地與香港股市互通，也難以對AH股價收窄抱有太大期望。
雖然以上各個例子反映我們在某些行為上明顯偏離完全理性的規範，但過去的硏究也在不少範疇觀察得到符合理性假設的行為。大概人類行為都是在理性與瘋狂之間，而在某些市場理性行為更容易成為主導，在另一些機制下行為偏差則較難「糾正」。經濟學是一門重視實證的學科，哪些地方以理性行為主導、哪些地方的行為出現偏差需要的是實證硏究的支持，而非在假設上的口水戰。正因如此，像因應供款慣性這個行為偏差而推出強積金預設基金的設定，又或避免市民會理性地用盡交通津貼引致增加交通系統負荷而加入「墊底費」和按比例補助的安排，背後都有經濟學的影子。
註1：Benartzi, S., & Thaler, R. H. (2001). Naive diversification strategies in defined contribution saving pla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1),79-98.
註2：Lamont, O. A., & Thaler, R. H. (2003). Can the market add and subtract? Mispricing in tech stock carve-ou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1(2), 227-268.
刊於2017年10月16日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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