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ies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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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科技的競賽

6/2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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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在短短數月間重創世界,肺炎傳染性高,需要大規模的社區隔離措施,為生産活動帶來重大挑戰。不過同一時間,這場疫情亦提醒了社會科技及機械化生產可能在提高生產力以外,還有一個「無懼疫情」的好處。

機械人冒起

近年應用於生產的機械人科技持續發展,根據國際機器人協會(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的資料,全球應用在工業上的機械人 於2018年已經超過二百萬部,較5年前差不多增加一倍,其中以汽車工業和電子晶片產業最為積極採用。同一時間機械人的銷售仍在增速,銷售數量 在2018年達到四十萬部,根據這個趨勢,5年工業機械人的存量就會再翻一翻。

機械人科技在日本、美國、德國等已發展國家起步較早,但是近年中國在政策大力推動下正在急起直追,單在2018年的銷售中便有大約三成五是來自中國的定單,而中國的機械人總量亦已在2016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一」。然而相對於龐大的勞動力,中國在製造業每一萬人只有約140個機械人,雖然高於世界平均密度,但是仍然落後於歐美日本。

曾於中大而現於史丹福的李宏彬跟幾位學者,曾經對於中國企業使用機械人科技的情況做過一個初步的調查(註1)。不出所料,面對工資高漲、勞工流失嚴重和生產工序刻版的企業,較為樂意採用自動化科技。或許有點意外的是,即使政府政策大力提倡探用機械人科技,但是國有企業事實上較少採用相關科技,似乎市場競爭仍然是改進效率更重要動力。

勞工的惡夢?

上述硏究也有提出一個觀察,就是中國勞工對於機械化生產帶來的就業威脅似乎感到較少的憂慮,大概是研究之時中國經濟仍較正面,在工資向上和勞工流動性高的背景下機械人的影響較難察覺所致。然而,在大部分情況下,人類對於被機械取代仍是有種揮之不去的恐懼。早在初次工業革命時,這種恐懼已經引起各種憂慮和躁動(註2),雖有誇大之嫌,但是英國 在19世紀的盧德運動(Luddite)和斯溫暴動(Swing riots)始終都跟這種恐懼脫不了關係。工業革命帶來的機械化,主要是動力上的突破,在取代人類工作時存在很大限制。到了最新一輪的科技突破,卻在於網絡發展帶來的大數據以及數據分析加上機器學習聚合而成的人工智能,因此帶來的自動化或機械化的程度必然更深更廣,正當哪些職業會在未來消失成為近年熱門議題之時,這次科技對於勞工市場的衝擊,又是否只像工業革命一樣「有驚無險」。

麻省理工的艾塞默魯教授(Daron Acemoglu)跟他的學生雷斯特雷波(Pascual Restrepo),在科技對於勞工市場方面的影響有頗多的硏究。科技應用其實可以透過不同渠道影響勞工市場,一方面科技無可避免取代某些工種帶來失業,但是新科技的應用也往往需要新的專才輔助,從而衍生新的工種。另外,科技提升生產力也能帶動產業而間接增加勞工需求,而這種生産力的變化也可能為經濟結構帶來調整,要是經濟活動因而向勞工更為密集的產業過渡,同樣也會帶動勞工需求。19世紀後期,美國的農業機械化為了解這些複雜的渠道提供了一個不錯的機會。無可避免,收割機等器材取代了大量原來的人力,但是同樣帶來了不少有關農業器械製造和維修的新工種。同一時間,農業生產力的提升容許工業持續擴張,由於工業生產較農業生產更為勞工密集,因此這種經濟轉型也推動了勞工需求。

教育開啟新工種

他們在其中一篇硏究中,曾經檢視二次大戰以來美國勞工收入變化以及科技在其中的角色(註3)。二次大戰後的四十年間,美國勞工年均收入增長大約百分之二點五,但是在最近的三十年間急速放緩至百分之一點三,當中生產力增長放緩是其中重要因素,可能反映最新一輪的科技突破仍較早期的創新遜色。不過,科技在最近三十年沒法創造足夠的新工種抵消被其替代的工種,亦起著關鍵作用。其中一個解釋是,並非最新一輪的科技創新無法創造新的工種,而是現有人力資源仍未具備新工種的所需技能,因而令到相關工種所能創造的就業機會大受限制。觀乎近年招聘廣告中滿是數據分析職位、編程成為愈來愈多職位的要求,但是相關技能卻是近年才開始在課程中較為普及教授,這種解釋似乎不無道理。由此可見,假如科技帶來的工種流失不可亦不應避免,減低勞工市場所受衝擊的重點,其實是在教育。

註1:Cheng, H., Jia, R., Li, D., & Li, H. (2019). The rise of robots in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3(2), 71-88.

註2: Mokyr, J., Vickers, C., & Ziebarth, N. L. (2015).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ical anxiety and the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 Is this time different?.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9(3), 31-50.

註3: Acemoglu, D., & Restrepo, P. (2019). Automation and new tasks: how technology displaces and reinstates labor.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33(2), 3-30.

刊於2020年6月23日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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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與銀行

6/5/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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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科技定義甚廣,從虛擬貨幣到流動支付都涵蓋其中。最近金管局逐步批出虛擬銀行牌照,幾間科技巨企悄然成為香港銀行業的成員,金融科技打造的新信貸模式相信會是近期焦點。

隨著科技發展,不少經濟活動已經以包括共享經濟等不同名義轉移至網路平台,信貸市場當然也不會例外。即使商業銀行一直以來都有積極透過網絡提供信貸服務,但近年也有大量商業銀行以外的網絡平台在信貸市場興起。雖然信貸平台在大部分國家仍然只佔整體新造信貸的一小部分,但在2013年至2016年期間增長高達二十倍,其中在私人及中小企貸款巿場中增長特別迅速。

嚴格來說,虛擬銀行跟直接連繫資金提供者與借款人的信貸平台並不完全相同,但從科技巨企的積極參與和依賴科技作為貸款渠道和審批準則兩大方面來看,信貸平台對於了解虛擬銀行仍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資訊科技相對親身接觸

經濟學者曾經利用住宅按揭市場的資料,探討傳統銀行與信貸平台存在的差別(註1)。借貸雙方的資訊差異是信貸(同時也是融資)中的一大難題,提供資金的散戶往往沒有足夠資訊、專業知識評估和監察企業的信貸質素,因而需要依賴銀行作為中介來收窄資訊差距。信貸平台的其中一個潛在優勢,就是運用科技從有別於傳統的渠道搜集大量貸款人的資料進行分析。事實上,科技巨企如此積極參與發展信貸平台,除了擁有相關科技外,也因為旗下的網購平台、流動支付系統中往往存在大量有助評核信貸的資料。在住宅按揭市場的硏究中,學者發現信貸平台的確較少依賴如信貸評級、供款收入比率和貸款估值比率等傳統指標釐定息率,簡接證實了信貸平台運用了有別於過去傳統銀行所依據的資訊。

雖然信貸平台擁有科技上的優勢,但卻欠缺傳統銀行的分行網絡和與借款人親身接觸的機會。要知道信貸質素其實包含頗多難以從傳統指標直接反映的因素,觀人於微往往是不少銀行家的身價所在。假如信貸平台無法運用非傳統渠道的資訊彌補這個缺陷,傳統指標不錯但實際上信貸質素較差的借款人就會湧到信貸平台,造成嚴重的壞賬。幸好住宅按揭市場的硏究發現,傳統指標相同的借款人在銀行和信貸平台出現壞賬的機會相近,反映非傳統渠道的資訊應該足以彌補因無法親身面談而所捐失的資訊。

競爭對手還是互補不足?

硏究同樣發現信貸評分稍低、貸款收入比率較高和借款額較細的借款人較為喜歡利用信貸平台。這些數字只是平均數值而且差異甚微,不過卻帶出一個頗為有趣但同樣重要的問題,就是信貸平台跟傳統銀行究竟是爭奪相同客戶的競爭對手,還是能夠在信貸市場中互補不足、服務不同對象?另一個經濟硏究利用會計法規上的改動嘗試解答這個問題(註2)。

簡單而言,美國在2010年實行了一項新的會計準則,要求將證券化的資產從財務報從表外放回表上,簡椄增加相關銀行的資本要求。受此影響的銀行難免需要減少借貸來抵銷部分影響,而首當其衝的當然本身信貸質素較差的借款人。有趣的部分來了,假如信貸平台跟傳統銀行本來是競爭對手,這批從傳統銀行轉到信貸平台尋求借貸的客戶便會拉抵信貸平台的整體客戶質素。相反,如果信貸平台本來就是服務傳統銀行嫌棄、信貸質素較低的市場,這個遷移反而會改善信貸平台的整體客戶質素。根據信貸平台的整體客戶質素變化,信貸平台跟傳統銀行相信是在直接競爭相似質素的客戶,不過在信貸金額上則有一定的互補性。相比傳統銀行,信貸平台較能滿足貸款金額較細的市場。市場一般寄望信貸平台能夠以科技去取中介,透過更低廉的息率與傳統銀行競爭,但住宅按揭市場的硏究卻發現,以相同信貸質素的貸款比較,信貸平台的貸款平均利率其實較傳統銀行更高。這似乎反映信貸平台其實是透過科技提供便利的服務贏取客戶,多於以價格競爭。

社會對信貸平台以至其他融資科技寄予厚望,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即使過去百年金融產業急速發展,融資成本其實並無大幅下調(註3)。融資科技無論是與現存融資渠道競爭還是互補,都有望以不同方式促進普及金融。然而促進競爭、提升效率跟維護金融體系穩定從來是兩難的抉擇。過於繁瑣的規管固樣會礙窒創新,但是置之不理同樣容易引致監管套戥、重覆影子銀行的故事,

註1: Buchak, G., Matvos, G., Piskorski, T., & Seru, A. (2018). Fintech, regulatory arbitrage, and the rise of shadow bank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30(3), 453-483.

註2: Tang, H. (2019). Peer-to-peer lenders versus banks: substitutes or complements?.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32(5), 1900-1938.

註3: Philippon, T. (2015). Has the US finance industry become less efficient? On 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5(4), 1408-38.

刊於2019年6月5日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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