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一派位剛過，有人歡喜有人愁，不少父母視之為「一派定生死」 ，彷彿子女一生前途都決定於這次隨機派位的手上。同一時間，「港孩」、「虎媽」等名詞近年都會不時見於報章，由此可見從生育、管教、到教育，養兒育女牽涉的問題可以非常廣泛。早前應邀為港台主持一個經濟學節目，其中一集正是關於養兒育女，因而看了不少相關的有趣硏究。電視有其限制，正好以文章補白。
養兒育女的家庭經濟學
話說在前，養兒育女相關的問題橫跨多個學科，我無意自大得把所有問題都説成是與經濟學相關，但湊仔的經濟學也不只是流於計算養兒育女要用幾多百萬的財務管理。家庭經濟學跟隨經濟學中人性會從資源局限中尋求最大效益的主軸，分析養兒育女中的各種行為。計量經濟學這個統計學工具，也能在成千上萬可能影響小朋友成長的因素中，整理出一點頭緒。
父母為養兒育女而付出資源，在缺乏社會保障和可信頼儲蓄方法的古代，多少是有點養兒防老的意味，父母之命、人離鄉賤、纏足等社會規範和習俗，其實也帶著父母保障自己對子女的私有產權的影子。在個人權利得到充分保障的情況下，養兒防老這個方法的風險較投資於股票市場還高，養兒育女恐怕只能看成是消費。至於這種消費帶來的是純粹為所愛付出的滿足還是孩子能歌善舞、金榜題名的虛榮，就只怕是因人而異，也非經濟學所能解答。
質與量的取捨？
無論是投資還是消費，養兒育女都需要用上父母的金錢、時間和精神等資源，正因如此不少家庭在考慮生育問題時，少不免都害怕多生會分薄資源。經濟學家貝加（Gary Becker)早就提出過生育可能存在質與量的取捨，生於大家庭的小朋友因為平均所得資源軟少，特別是出生較後的子女一出世就面對已被分薄的資源，所以理論上學術表現應該較差。
理論歸理論，要證實卻從來不易，生多少子女很多時是家庭自主決定，假如本身家庭資源較為豐厚的父母較多選擇多生，又或者相反多生是父母不負責任的結果，數據反映家庭大小或是出生順序（birth order) 跟學術成績的關係就會偏頗。喜歡硏究中國問題的西北大學經濟學錢楠筠 (Nancy Qian)，曾經利用中國放寬一孩政策這個超越個人控制的外來因素，希望為貝加的理論提供一絲線索（註1）。意想不到的是，錢楠筠發現政策改變帶來的新弟不單沒有分薄原有子女的資源，更提高了他們的入學率。不過，眾多的經濟學者曾經利用不同的外來因素改變來進行類似的硏究，其實未能得出一致的結論。經濟學硏究未有有力的證據證實子女存在質與量的取捨，至少反映養兒育女存在的規模經濟效益遠可能較想像中大，兄弟姐妹之間的相處也可能對個人成長有著重要的正面作用，兩者或者足以抵消兄弟姐妹爭奪家庭資源帶來的負面影響。
即使質量取捨的理論未有充分的實證支持，但的確有不少家長因此而自願選擇「一孩政策」，間接形成獨生和港孩的問題。面對管教難，有些家長倒是懂得搬出經濟學的一套，以透因「管理」小朋友的行為，更有甚者會直接了當把金錢作為奬賞。以金錢作為價格的確是市場經濟提升效率的竅門，但曾經有硏究發現當幼兒園對遲接回小朋友的家長收取罰款時，遲接回小朋友的情況是惡化而不是改善（註2）。這反映當金錢取代社會規範成為價格後，遲接回小朋友的家長反而可能更加心安理得。同樣道理，以金錢取代父母讚賞或認同成為價格，也未必得到預期效果。從中可見，湊仔經濟學的複雜性，也不只是流於一兩個的經濟學概念。
註1: Qian, Nancy. (2017) Quantity-Quality and the One Child Policy: The Positive Effect of Family Size on School Enrollment in China” Forthcoming in Gender and Development
註2: Gneezy, U., & Rustichini, A. (2000). A fine is a price.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9(1), 1-17.
刊於2018年6月16日iMoney雜誌
養兒育女的家庭經濟學
話說在前，養兒育女相關的問題橫跨多個學科，我無意自大得把所有問題都説成是與經濟學相關，但湊仔的經濟學也不只是流於計算養兒育女要用幾多百萬的財務管理。家庭經濟學跟隨經濟學中人性會從資源局限中尋求最大效益的主軸，分析養兒育女中的各種行為。計量經濟學這個統計學工具，也能在成千上萬可能影響小朋友成長的因素中，整理出一點頭緒。
父母為養兒育女而付出資源，在缺乏社會保障和可信頼儲蓄方法的古代，多少是有點養兒防老的意味，父母之命、人離鄉賤、纏足等社會規範和習俗，其實也帶著父母保障自己對子女的私有產權的影子。在個人權利得到充分保障的情況下，養兒防老這個方法的風險較投資於股票市場還高，養兒育女恐怕只能看成是消費。至於這種消費帶來的是純粹為所愛付出的滿足還是孩子能歌善舞、金榜題名的虛榮，就只怕是因人而異，也非經濟學所能解答。
質與量的取捨？
無論是投資還是消費，養兒育女都需要用上父母的金錢、時間和精神等資源，正因如此不少家庭在考慮生育問題時，少不免都害怕多生會分薄資源。經濟學家貝加（Gary Becker)早就提出過生育可能存在質與量的取捨，生於大家庭的小朋友因為平均所得資源軟少，特別是出生較後的子女一出世就面對已被分薄的資源，所以理論上學術表現應該較差。
理論歸理論，要證實卻從來不易，生多少子女很多時是家庭自主決定，假如本身家庭資源較為豐厚的父母較多選擇多生，又或者相反多生是父母不負責任的結果，數據反映家庭大小或是出生順序（birth order) 跟學術成績的關係就會偏頗。喜歡硏究中國問題的西北大學經濟學錢楠筠 (Nancy Qian)，曾經利用中國放寬一孩政策這個超越個人控制的外來因素，希望為貝加的理論提供一絲線索（註1）。意想不到的是，錢楠筠發現政策改變帶來的新弟不單沒有分薄原有子女的資源，更提高了他們的入學率。不過，眾多的經濟學者曾經利用不同的外來因素改變來進行類似的硏究，其實未能得出一致的結論。經濟學硏究未有有力的證據證實子女存在質與量的取捨，至少反映養兒育女存在的規模經濟效益遠可能較想像中大，兄弟姐妹之間的相處也可能對個人成長有著重要的正面作用，兩者或者足以抵消兄弟姐妹爭奪家庭資源帶來的負面影響。
即使質量取捨的理論未有充分的實證支持，但的確有不少家長因此而自願選擇「一孩政策」，間接形成獨生和港孩的問題。面對管教難，有些家長倒是懂得搬出經濟學的一套，以透因「管理」小朋友的行為，更有甚者會直接了當把金錢作為奬賞。以金錢作為價格的確是市場經濟提升效率的竅門，但曾經有硏究發現當幼兒園對遲接回小朋友的家長收取罰款時，遲接回小朋友的情況是惡化而不是改善（註2）。這反映當金錢取代社會規範成為價格後，遲接回小朋友的家長反而可能更加心安理得。同樣道理，以金錢取代父母讚賞或認同成為價格，也未必得到預期效果。從中可見，湊仔經濟學的複雜性，也不只是流於一兩個的經濟學概念。
註1: Qian, Nancy. (2017) Quantity-Quality and the One Child Policy: The Positive Effect of Family Size on School Enrollment in China” Forthcoming in Gender and Development
註2: Gneezy, U., & Rustichini, A. (2000). A fine is a price. The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9(1), 1-17.
刊於2018年6月16日iMoney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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